贝博bb平台:扬之：“江湖之远庙堂之高” ——德法比较下的法国“抗议文化”

贝博bb平台德甲:

  譬如，2006年，大学生上街抗议，占领大学教室达数月之久。起因是政府颁布的方便雇主解雇26岁以下雇员的所谓“初期雇佣条款”（contrat première embauche - CPE）。

  2010年政府试图进行“退休制度改革”，打算取消实施了几十年的“60岁退休制”（延长退休年龄），导致持续数周的百万人抗议。

  每次抗议都有不同的具体原因，铺开来讲会很拖沓，由于篇幅的原因，笔者集中介绍一下与政体结构有关的若干因素：

  议会功能过弱，导致政府在上述领域的决定比较武断和极端。根据法式总统制，政府的职能是辅助总统处理政务，而本应代表广大民意的议会，其授权却相当有限。结果是，在诸如教育、社会政策方面，议会虽然能营造框架条件，却无法施加具体影响。

  法国各职能机构分工明确，缺乏相互监督彼此协作。“非政治组织”（如行会、工会等）在决策中无足轻重。法规的产生不是政治妥协的结果，而带有很强的“指令性”。

  政府机构各司其职，井水不犯河水。决策一旦引起公愤，反对党和公很容易找到具体的攻击靶子，譬如政府或某位部长。

  法国实行的是所谓的“多数制”选举法，代表少数利益的小党进入议会几无可能。这就迫使它们在政治机构外发声，如通过罢工和抗议来提出诉求。

  法国是典型的“中央集中制”国家。体制中缺乏更多的决策商议平台，若发生冲突，所有愤怒和不满的矛头会直接针对巴黎。这有两个充满危险性的弊端：1）缺乏区块处理危机的设置，地方无疏导和化解矛盾的可能。2）在街头抗议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总统作出的妥协往往影响深远，非常容易造成那些必要的大型改革项目夭折。

  只有政府、总统或议会有公投的倡议权，公民没有。换而言之，法律上确保基本人权，结构上却阻碍人权落实，最后的结果是，抗议成为公民对政治决策表达不满的一个发泄捷径。

  除了前面提到的工会作用和体制结构外，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也从根本上影响了者的举止；政治分化和意识形态程度过高，又轻易造成“罢工文化”的“对抗性”突出。

  除社会党之外，其他几个组织均与执政无缘，但它们在民间组织（如工会CGT）中颇活跃，因而对抗议活动的进程有一定的影响。

  “欧洲价值观研究”（European Value Survey ）每九年进行一次跟踪性调研。根据该机构的调查的最终结果，法国人对社保体系的信任和依赖要比其他欧洲国家的人高，所以，他们维护福利成果的意愿很强，反对染指社保体系的改革。

  在法国人眼里，这类改革不是继续发展的需要，而是在动“福利社会”这块蛋糕。2010年的退休制改革引发的抗议和结果就是最好的明证。

  另外，全球化对法国民族体认的影响也很大，成为抗议活动的重要诱因之一。根据“欧洲价值观研究”的调查的最终结果，法国人比其他欧洲国家的公民更担心和害怕，民族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主权会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逐渐流失。

  在过去几十年里，这种忧患意识主宰着法国的各类政治讨论，也充足表现在不同时期的罢工浪潮中。因此，“反全球化”和“反欧盟”成为左右民粹力量最响亮的口号，也就不足为奇了。

  法国的抗议活动特点是，公民和政治体制之间的直接对峙；在德国，罢工和对抗只是维护从业者自身利益的一种辅助手段，其针对的首先是企业管理层。

  譬如，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第二位社会党籍的总统。他入主爱丽舍宫后，有些社会阶层觉得终于有了自己的代言人。

  可他任职期间，法国国债髙筑，失业率居高不下，竞争力疲软。总统虽然有政治倾向，但为了法国的利益，势在必行的改革还是要启动。

  结果，他宣布将要采取的紧缩和改革措施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引发激烈讨论，终究是无可避免地导致街头抗议行动。

  奥朗德坐上总统宝座时还是颗“民族希望之星”，任期届满时却沦落到连本党都不推荐其连任的悲惨地步。

  改革是把双刃剑，可以为国家“披荆斩棘”。也可能“自伤其身”。法国的奥朗德如此，德国的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亦然。

  当地时间2018年12月10日，法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就近日持续的“黄马甲”运动发表电视讲话，“黄马甲”者聚集观看。法国总统马克龙于当地时间12月10日晚8点发表电视讲话，对“黄背心”运动作出了一些让步，这中间还包括提高最低工资、减少退休者税负等措施。（@东方IC）

  刚愎自用的他，以为能把选举中的异军突起和势如破竹，转化为改革中的顺风顺水。他推崇自由主义经济理念，上台后先给富人减负，又学德国的施罗德对福利、市场和就业体制进行大规模改革。

  他的努力固然是为了让法国赶上德国，但最后引发众怒却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任何改革必然要触动“福利”这块蛋糕。

  当然，现在通过“黄背心运动”反映出来的这份“众怒”，也与马克龙本人的言行方式有关：今年夏天，爱丽舍宫迎来又一个对外开放日。当时有一位年轻的失业者向总统倾诉找工作的难处，马克龙的反应是：“我过几条街就能立刻给你找到工作。”

  在德国，罢工是劳资谈判无果后，从业者为争取利益采取的“最后手段”，理性成分较大，可控性强。

  即便罢工后劳资双方仍未达成一致，还能够最终靠双方认可的调解人员（往往是德高望重的政治家）来进行疏导、劝解并提出解决方案。

  在法国，罢工是民情难达“天庭”后的维权方式，是民众发泄愤怒的一种渠道，是逼迫政府让步甚至倒台的“政治斗争工具”。

  法国人的福利的确是通过这一些“政治斗争”得来的。可恰恰因为这一些利益来之不易，民众对既得利益就更难割舍。罢工所得越多，福利蛋糕越大，推行改革也就越难。

  这里包含着一种“恶性循环”的逻辑，也是法国社会许多问题长期无法“根治”的根本原因之一。

  不管是还是右翼人士入住爱丽舍宫，不管总统和总理是同属一个政治阵营还是分属不同的党派，都会直接受到街头抗议浪潮的冲击。

  “江湖之远，庙堂之高”，这句中国人常说的话在法国社会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那就是：天高总统远，地广民意疏。

  法国不像德国是联邦制国家，它在历史上一直就是“中央集权”的样板，共和之后，皇权虽然换成了总统制，但巴黎依然是万众瞩目之地。

  条条大道通巴黎不仅是“条条大道通罗马”的谚语翻版，而是实打实的客观存在。

  巴黎这个“心脏”如果强壮，法兰西会健硕无比；反之，法兰西有一定的概率会（再次）成为“欧洲病夫”。